高建中

1見證者
     說白色恐怖以前，我想先談談卡帕。沒錯，大名鼎鼎的戰地攝影師，羅伯‧卡帕(Robert Capa)。

     「一位民兵奔下作物收割後的土埂。他白色襯衫的袖子反褶到手肘處，軍帽往後戴，一手拿著步槍，揹着三個阿爾科子彈皮閘。下午五點的陽光照在他身上，將他的影子拉得深長。他一隻腳輕輕抬起。挺着胸膛。雙臂打開成十字狀。像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。喀嚓。」(註1)

這是傳記小說《等待卡帕》裡，描述卡帕最著名，並且使之聲名大噪，報導西班牙內戰的照片《倒下的士兵》的一段文字。當然，好的新聞攝影，是不需要文字說明的，只需要畫面，就能夠說明一切。

因此，令我著迷的並不是這一段，而是緊接在後的這段文字。
   
『後來在巴黎工作室的一片昏暗紅光的暗房裡，這個人的臉孔在桶子裡慢慢的浮現。他有對濃眉，大耳朵，高闊額頭，高抬的下巴。他是個無名的民兵。』(註2) 這是另一個追隨在後，一個不再被追朔、不再被記得，無名的名字。而恰巧，無名的、不被記得的，最多，最龐大，佔最大多數。
   
我想說另一件與卡帕有關的，是《墨西哥手提箱》。

     紀錄片《墨西哥手提箱》其實講的是三位戰地攝影家----以「如果你拍得不夠好，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」而為人所熟知的卡帕、卡帕的情人兼事業夥伴格爾達‧塔羅(Gerda Taro)以及大衛‧西摩(David Seymour)，於1936年～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所拍攝的近4500張底片，如何從一度被認為已經毀於戰火之中，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才在墨西哥城被重新發現，並且輾轉到了紐約國際攝影中心(ICP)，直至被公開於世人面前，重新召喚起對於戰爭、人權的思考與意義。

這當然可以在新聞攝影史的傳奇記上一筆。

     不過我想說一個與紀錄片主軸無關的是，手提箱裡未見世的底片見證的，不只是三位戰地攝影家目擊到的戰爭血腥屠殺、戰車壓碾過後的城市廢墟的青春與生命。而是西班牙內戰遭受法西斯政權迫害，一路從家鄉、難民營流亡至墨西哥的難民的真實面孔。

     銀鹽見證了受難者離散的路徑、被壓迫者窄瘦的身軀，並且鑿在底片上。

於是在紐約展出的攝影展中，有照片裡的親人出面指認，這就是『她』，我的奶奶，正在手提箱上寫信。那深情寫信的倩影最後成了封面。我深信才是整部紀錄片片名的由來。

     營隊第一天晚上，一位講師對著席下的學員說：「我們並不特別。」我被這句話著實嚇著，或者更正確說，是對這種世界共通性的恐怖感到不安。

是的，白色恐怖在台灣，其實並不是唯一特例：西班牙內戰流亡的難民、台灣的政治犯(有記錄的沒記錄的)，都是。

如果隨意在Google鍵下「白色恐怖」，搜尋其關鍵字，維基百科會告訴你：「白色恐怖（英語：White Terror）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，當時進行大規模鎮壓、槍殺革命黨與革命份子的恐怖統治時期稱之為白色恐怖…..」如果要探究，還會有更多的解釋，我們可以仔細將之分成地區、年代、顏色……。等等等等。

『我們來到這裡，能和他/她們說說話，其實是一種見證……』這句話出自另外一位成員口中。

見證，於是可以述說。

當然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『述說』夠不夠格成為一種『見證』。他們只是一直說，希望能夠把故事說出去，以便『有人』見證。他們，指的是「綠島牌老先生」和『火燒島老太太』(註3)。從第一天遇到他們開始，他們說起被迫遺忘的曾經、如何在『裡面』求生、在外面『過日子』。有的故事熟練，有的重覆在一個圈打轉，像一隻被擊暈後橫躺在地不斷拍動翅膀旋轉的蚊子。

像鍵入『關鍵字』，我問你答。噩夢的爪子隨時就伸出來刮傷了現實。

使我覺得見證這說法實在過於單純，純的像不加冰塊的威士忌，輕易就能燒灼喉嚨。

2說謊者
   
     小說家胡淑雯在《太陽的血是黑的》讓主角李文心的母親說了一連串的話，「還有，你大學畢業的時候，畢業紀念冊沒有你的照片：你阿公被他們關了這麼久了，為什麼他們不放過我們？」(註4)
事實是，那癲狂的話語、瘋人的口吻，透露的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背負起的，無聲的罪名。

脫離戒嚴，群眾歡呼，換新裝脫舊殻。於是，島嶼上才開始接連出現，轉型正義，令人費解的名詞。

其實不難，我上過，而且我很專心。像營隊結束後，綠島牌老先生上台致詞說的，『我也有認真抄筆記噢！』逗得大家笑呵呵，那樣專心。

轉型正義那堂課教我的第一件事是，個人在集體中如何發揮平凡的邪惡，使獨裁政權得以順利施展、威權的幽靈如何支配、如何再現。於是，電影《第一名的煩惱》裡的母親不肯讓自己的女兒說真話。因為說謊這項「技能」成了保住性命，生存的唯一方式。於是，壓迫者劇場翻版在小組分享上演了，讓台下任何一個人選擇上台替代告發者，以便推翻上一個『版本』的故事情節。誰都可能/以成為加害者，誰都可能/以翻轉受害者的未來與悲劇的可能。

然則，故事已經發生，版本不能逆轉。再如何假設都不能改變已經造成的事實，我們只能從中體會，並且不要讓下一次發生。這是講師再三提醒我們的。

可是，要如何才能讓原本的故事得到完整版，或者至少，數位修復版呢？

於是，轉型正義那堂課教我的第二件事是，『我們要如何創造讓加害者願意走出來的社會。』

3紀錄者
   
     威權告訴你，你只能有一種選擇。選擇談政府的時候，你要避重就輕，選擇話題的時候，你要學會去政治化。活命，就要聽話。

於是我們記錄的方式就必須挑選視角。我們要用歡愉的文字記錄日常生活的點滴，吃飯前要拍照打卡。我們之追求『更好的生活』，於是城市裡開始投資房地產的、股票炒房的、打時工或白領穿冷氣的，仿佛都前往同一個目標的路上。但快樂像粒感冒藥，治標不治本，快又無效。

所以從營隊出來後我想告訴別人的是，其實你有別的選擇 ：到現場去、遇到嚴肅的話題不要逃避、強迫自己重新考一遍、別什麼都等人餵給你……
朋友說，你這樣太咄咄逼人了。


我語塞，對於群眾原來我又總是欠缺思考，沒有轉換語氣、或是觀察對話情境等等的斟酌，我真不適合說話。

當下我暗自決定，能寫出一篇就好。能夠讓我寫出一篇足以見證這一切的文章就好!


註1引用自《等待卡帕》頁169。
註2引用自《等待卡帕》頁169。
註3引用自《太陽的血是黑的》頁299。
註4引用自《太陽的血是黑的》頁346。


參考資料
1、Trisha Ziff，《墨西哥手提箱》(The Mexican Suitcase)，86 min，Documentary，24 August 2013。
2、胡淑雯，《太陽的血是黑的》，台北，印刻，2011年。
3、Paula Markovitch，《第一名的煩惱》(The Prize)，Spanish，105min， 12 August 2011。
4、Susana Fortes，葉淑吟譯，《等待卡帕》，初版，台北，原點出版，2011年10月。